有人要來為我分類嗎？

我的祖父來自黑龍江，據說可能有滿州正白旗血統，雖然我從沒有機會當面向他查證這是否和我過高的額頭髮線是否有關(他在我出生前四年過世)，但他出身一種相對優越的社會階級，我想可能包含了幾分實情。因為他在一九四六年前後是上海大夏大學商學院的學生。

我的祖父並不是以軍人的身份來台，也避過了成為所謂「外省賤民」的命運。在當時算是有相當教育程度的他，來台後一直在台北成功高中擔任職員，直到退休。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從台北逃到鶯歌，在那裡受到一個本省家庭的庇護，並結識了他未來的妻子，也就是我的祖母。在台灣舉目無親的他，入贅了這個本省家庭，並受到往後每代子女中至少要有一人姓鄭的制約。不過，由於技術上的一個小錯誤，這份制約到我這一代就破功了。

雖然以當時水準而言，他是一名擁有高學歷的知識份子、流亡學生與公務員，但是並沒有飛黃騰達，也沒有什麼社會地位。在家中，身為入贅者的他也沒有太大發言權。據說在五○年代曾經有輾轉來自對岸家族的訊息，但卻被我的祖母按下不表。這樣的行為是出於政治上的畏懼或是單純的私心，如今已不可考。可以確定的是，我的祖父至死從沒有能與對岸的家人恢復接觸；他沒能活到解嚴開放。

他過世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家族居住在濟南路二段的成功中學宿舍裡，後來在對街買了房子之後，荒置的宿舍也隨著我祖母過世而被學校收回了。如今我的祖父在家中所留下唯一具體的東西，就是一張遺照，和一座30公分高的中空銅製孔子塑像，由當時的台北市長高玉樹所頒贈，紀念他的服務年資。

就我的印象而言，我家從未富有過。我沒有親身感受過十八趴的好處，也沒有在我身邊的大人身上看見那種好處帶來的影響。

另一方面，我的外祖父是兄弟中的長兄，出身中部大雅鄉的地主家庭。在日據時代末期從后里農工畢業，在1944到45年之間的短時間內，曾被徵入日本陸軍，在防空部隊裡服役。感謝羅斯福總統採納麥克阿瑟上將的意見，略過台灣直取菲律賓，我的外祖父實際上沒扣過幾次扳機。戰後，耕者有其田政策讓外祖父家面臨極大衝擊。他在以往的漢文基礎上熟悉了普通話，進入台灣省物資局服務。他在台灣各地多處調動，待過嘉義、斗南、台北士林等地，我的母親和她的姊弟們也一一出生。

外祖父母都是在日據時代受教育的道地本省人，在我的童年印象中他們最主要的休閒活動便是唱日本演歌、閱讀日文書籍，或者收看NHK小耳朵和翻版的「大黃河」錄影帶。因為本省人的身分，外祖父在當時台北城的公務員升遷體系裡佔不到好處。外省大員們來了又去，但我的外祖父在近四十年間職等都沒有太大變化，他在台灣省物資局服務期間住的那棟原本屬於日本三菱公司的紅磚宿舍樓房，從戰前的空照圖就已經可以見到在北門邊，至今也仍然在舊鐵道部廳舍的對面聳立著。最後他退休，用退休金在繼承的田地上蓋了一間農舍。

我的外祖父母曾經反對我父母的婚姻，不過理由並非省籍，而是在我父親情緒化的性格。然而他們還是結婚了，並且生下我與我弟弟(媽，如果妳在看，這些細節有寫錯的話請告訴我)。

省籍在我們家是一種微妙的語言。我不擅說台語，但那純粹是因為我童年聽到的大多是國語，我的弟弟就沒有這樣的問題。但是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非常疼愛我們，從來沒有讓我在家庭中感受到過所謂的省籍問題。甚至於在我學習了一點日文之後，我偶而也可以打趣地用日文和他們簡單溝通，順便練習聽力。

我的外祖父母與阿姨舅舅們當然很綠很綠，新聞大多看民視或三立，報紙訂自由(不過我外祖父有很好的剪報習慣，會收集所有報紙包括蘋果的副刊，我的那篇國協文自然也沒漏掉)。與此相對的，我的父親是一位藍到骨子裡的人(藍爆？)，電視當然看TVBS或中天，報紙毫不意外地愛讀聯合。最近熱衷的休閒活動是倒扁。他討厭李登輝和阿扁，幾乎到了他們一出現在電視上就轉台的程度。

然而，這樣的女婿，還是能陪著我媽回到我外祖父家，大家一起圍著桌子下棋打牌，或者是一起吃飯。省籍或政治在家門內，只是用來談笑的題材。沒有人會質疑我爸是中國豬，或是我阿公阿嬤挺貪腐。政治只是攤平在螢光幕和報紙上的一種皮相，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堅持或立場是什麼，但是也不會想用撕破臉的方式來說服對方，或是惡言相向。因為在這之上，我們是一家人。

在外祖父家，當長輩們面對台語不流暢的我，有時我會被開玩笑說是「台北人」，但是那也僅止於玩笑。我知道我是他們疼愛而重視的外孫，那也就夠了。省籍在我家以前不是問題，相信以後也不會是問題。

有人要來為我分類嗎？記得把貼標籤的過程，送一份副本給我參考。



延伸閱讀：
理解外省族群，福佬人可以先主動放下偏見！
也聊聊本省、外省族群認同
誰要理解外省人？
口袋裡的愛台灣戰爭。
這些不被理解的外省人
這些不被理解的外省人（HEMiDEMi書籤）
本省人、外省人、還是不省人事？